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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乔布斯患上癌症,医生估计他最多还能活3到6个月。医生建议他回去把一切都安排好,其实就是在暗示他"准备后事"。医生马上给他做了手术,很幸运的是,那是一种少见的可治愈的恶性肿瘤。手术后,他很快就好了。这次经历,使乔布斯对死亡有了真正的认识。他认为,死亡推动着生命进化和变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现在,新的人和新的技术,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逐渐成为旧的,也会被淘汰。苹果没有沉浸在iPod的成功中,加紧了新品的开发。作为一种技术产品下家的公司,比如惠普和戴尔是英特尔的下家,为了保证自己的长期货源不会被一家公司所垄断,通常会按一定比例同时采购两个上家的产品,即使一个上家给出的条件比另一个好。因此,我们看到惠普、戴尔和联想等公司总是既卖采用英特尔CPU的计算机,也卖AMD的。有些时候,一种产品无法同时选用两个公司的器件,比如苹果的iPhone每一代只能有一种处理器芯片。这时,公司就会在这一代产品中选某个供货商的,下一代选它竞争对手的。大部分公司和政府部门在大宗采购的选型中,常常是这一次选择公司甲的(比如思科的),下次选择公司乙的(比如Juniper的)。更糟糕的是,惠普已经被打上了消费电子公司的标记,这样对于向往创新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惠普就不再是他们工作的首选了,这对惠普的长期发展不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到安迪-比尔定理的影响,为了运行WindowsVista,惠普的计算机会卖的不错,表明上看它的业绩还会不错,但是它的市场份额,尤其是海外市场的份额会受亚洲制造的蚕食,前景不是很美妙。威廉希尔足球中文网站1997年投资Cerent八百万美元,仅两年后当思科收购Cerent后这笔投资获利二十亿美元,也是250倍。这可能也是它收回大规模投资最快的一次;-

威廉希尔足球中文网站IBM如果说还有什么对手的话,那就是美国政府司法部。在美国从来没有过国王,美国人也不允许在一个商业领域出现一个国王。当垄断产生以后,司法部就会出面以反垄断的名义起诉那个垄断公司。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美国司法部和IBM打了十年的反垄断官司,两家最终于1982年和解。一般认为,这是IBM的胜利。但是,IBM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IBM分出了一部分服务部门,让它们成为独立的公司;第二,IBM必须公开一些技术,从而导致了后来无数IBM-PC兼容机公司的出现。摩托罗拉并没有败在技术和资金上,八十年代以前,摩托罗拉在资金、技术各方面都明显强于英特尔。在很长时间里,它的处理器从性能上讲要优于英特尔的同类产品。摩托罗拉之败,首先是外界微软的因素,即英特尔有了微软这个没有签约的同盟军。但是,摩托罗拉自己在商业、管理和市场诸方面也有很多失误。如果摩托罗拉自己经营得当,它今天应该能通过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守住工作站和苹果的市场。亚洲制造的影响不仅仅在于限制利润率,而且还在于亚洲公司参与制定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佳能和爱普生等亚洲的竞争者,惠普或许还有可能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一劳永逸地挣钱。现在,它不仅要和日本公司面对面的竞争,去挣打印机本身那点蝇头小利,而且一劳永逸挣墨盒钱的财路也被断了。为了抵消亚洲制造的冲击,欧美公司十分鼓励和支持代加工即OEM似的亚洲制造,这样可以降低它们的成本,但是会千方百计阻挠亚洲公司打自己的品牌,因为这样会对它们产生威胁。可以这样讲,美国公司很喜欢OEM大王郭台铭,不太喜欢松下幸之助和华为的任正非。

不仅公司不迷信权威,硅谷的个人也是如此。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很少会因为IBM或者斯坦福的专家说了该怎么做就循规蹈矩,而是会不断挑战传统寻找新的办法。在公司内部,职位高的人不能以权压人而必须以理服人。了解谷歌这样公司的人都知道老板并不好当。在硅谷各公司内部,虽然也有等级之分,但是已经比传统行业的公司要好很多了。更重要的是,公司内部的升迁和毕业学校、学历、工龄长短很少有直接关系。因此,硅谷常常有一个怪现象,约翰原来在某个公司是比尔的老板,几年后,两个人先后来到另一家公司,比尔经过努力成了约翰的老板。我的一个朋友通过他在学校里的师兄介绍加入了某个硅谷的大公司,而他的这个师兄是这家大公司的元老。我的这位朋友非常努力,半年后就当上了他师兄的老板。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使得硅谷公司在全世界具有最强的竞争力。一位世界名牌大学的学生发明了一种手机上的软件,非常有用,他在网上让人免费下载试用,然后在试用期满后向愿意继续使用的用户收一些钱,这样几年他也挣了十来万美元。他想成立一家公司把这个软件做大做好。他找到一家风投,正巧这个风投基金的总合伙人是我的朋友,就拉我一起和这个创业者面谈。我们仔细听了他的介绍并且看了他的软件。投资人承认他是个有能力的年轻人,软件也是个好软件,但是不投资。投资人给他算了一笔账。这种手机上的软件要想推广必须在手机出厂时预装,一般来讲,虽然这种软件的零售价可以高达十美元以上,但是手机厂商出的预装费不会超过一毛钱,假定为八美分。通常一个领域在稳定的竞争期会有三个竞争者,不妨假设这个创业者能跻身于三强并排到老二。在软件业中,一般前三名的市场份额是60%、20%和10%(剩下10%给其它的竞争者),那么在很理想的情况下,这位创业者可以拿到全世界20%的手机市场的预装权。我们不妨假设全世界手机一年销售十亿部,他可以拿到两亿部的预装权,即一年两千万美元的营业额。读者可能会觉得两千万美元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实际上在风投眼里却没有多少,在美国一个工程师一年的开销就要二十万美元。世界上有四五个国家近十个主要手机生产厂家,要想拿下这20%的市场需要一家一家谈。手机的软件不像个人计算机的软件,有了漏洞(Bug)在网上发布一个补丁自动就补上了,手机软件出了问题有时要将手机回收,因此手机厂商测试时间很长,拿下一个手机合同一般要18个月的时间,因此这款软件的销售成本是很高的。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小公司的纯利润率有15%(已经不低了),那么它一年的利润是二百四十万美元,虽然读者觉得一年挣几百万美元已经不错了,但是因为这个生意不可能成长很快(取决于手机市场的成长),在股市上市盈率(P/E值)平均也就是20倍,那么这个公司的市值最多最多不超过五千万美元。一个价值不超过一亿美元的公司是无法在美国上市的,因此这个公司还没有创办,它无法上市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这位同学失败的原因不在技术上,不在他个人的能力,而是题目没有选好。风投喜欢的是所谓的十亿美元的生意(BillionDollarBusiness)。最后,我做风投的朋友建议这位同学找找天使投资人,因为这样一件事做好了还是有利可图的,也许会有天使投资人喜欢投资。与其它和微软竞争的失败者相比,Novell在和微软的竞争中几乎没有犯错误。如果说它有什么不足的话,可能在执行力上比盖茨领导的微软有所欠缺。但是,胜利者只能有一个,只要微软垄断微机操作系统,Novell在操作系统上输给微软便是注定了的。Novell无疑知道微软的垄断是阻碍它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2000年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反垄断的官司中,它是最重要的证人。2000年初审判决决定将微软一拆为二,Novell原本可以喘口气,但是,2001布什上台后为微软翻了案,Novell从此掉进了永无天日的深渊。虽然后来Novell把Linux介绍给了它NetWare的用户,并把NetWare与Linux结合起来,总算活了下来,但是已经在网络市场上降到二流的地位。NetWare从企业的视野中消失,只是时间的问题。威廉希尔足球中文网站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很多大的风险投资公司都跳过这一轮。一些更加保守的风投基金只参加最后一轮的投资。有些清清楚楚地说明在下面几种情况下不投资:

在计算机发展史的前三十年里,IBM在商业上只有一个轻量级的竞争对手—数字设备公司(DEC)。由于IBM的大型机实在太贵,中小公司和学校根本用不起,市场上就有了对相对廉价低性能小型计算机的需求,DEC公司应运而生。在很长时间里,虽然两个公司在竞争,但是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因为计算机市场远没有饱和,完全可以容纳两个竞争者。在这三十年里,两个公司发展的如鱼得水。基本上可以说是IBM领导着浪潮,DEC跟上步伐。IBM就是这样,时不时地调整内部结构,将一些非核心的、长期效益不好的部门卖掉,同时扩大核心的利润高的生意。公司的基因的决定作用如此之大,使得很多跨国公司都无法通过改变基因来逃脱诺威格宿命的厄运。这其实对整个工业界乃至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件好事。就像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从生到死不断发展的一样,一个公司、一个产业也应该如此。人类的文明和技术是不断进步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清除掉阻碍我们进步的那些庞大的恐龙,才能为人类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从这个角度讲,一个昔日跨国公司的衰亡,也许是它为我们这个社会做的最后一次贡献。由于生活所迫,硅谷的人在外人眼里都相对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在硅谷不提供股票期权的公司,几乎找不到技术人员。按规定,一个雇员工作满一年就能按期权的价钱买下股票(这个过程叫Exercise),因此形成了一种在某公司工作满一年,拿到股票期权立刻走人,再到第二家、第三家公司的风气。如果说风险投资是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成本,那么很多硅谷雇员这是分散他们的生命来期望有朝一日在一家公司能中上硅谷彩券。在硅谷一两年换一个工作是很正常的,员工也就没有忠诚度可言。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生活压力使然。

波萨克和勒纳后来结为了夫妇。夫妇两人非常聪明而勤奋,但是更非常幸运。在他们创办了思科公司的一年前,即1983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刚刚投资建设了连接各个大学和美国几个超级计算机中心的广义网NSFNet,即今天的互联网雏形。当时建设NSFNet的目的是让科研人员不需要出差到超级计算机中心就能通过远程登录而使用那些超级计算机。而思科创建的一年后,即1985年NSFNet就开始和商业网络对接。由于各大学、各公司的网络采用的协议不同,使用的设备也不同,因此对多协议路由器的需求一下子产生了。正在这时,1986年思科推出第一款产品,连市场都不用开拓,就用于了刚刚起步的互联网。思科Cisco是旧金山英文名字SanFrancisco的最后五个字母,思科公司的图标正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创始人的意思是要建起连接不同网络的桥梁。这对夫妇恐怕开始也没有想到以后思科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设备制造商。倒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风投(SequoiaCapital)看中了这个市场将来的潜力,给这对年轻夫妇投了资。红杉风投投资喜欢投给年轻的穷人,因为越是穷人越有成功的欲望和拼搏精神。红杉果然没有看错,到1990年,思科就成功地上市。斯坦福大学的这种开放性首先是生存的需要。斯坦福大学在地域上远离美国的政治中心,导致了它从政府获得的研究经费占整个学校经费的比例远远落后于东部的著名大学。以工学院为例,斯坦福大学和它的老对头麻省理工学院规模相当,但是前者从政府获得的经费只有后者的一半左右。如果读者仔细研究一下美国顶尖大学的地理位置和政府经费的关系就会发现,大学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与它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成反比。政府资助的研究经费对很多教授来讲并不是很容易申请。首先要写很长的申请报告,然后一轮一轮地通过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要花很多精力去和经费的主管人员以及同行评审人做公关。在美国申请经费和在中国拿钱一样,人际关系很重要。一些教授经常请主管经费的自然科学基金会NSF、DARPA和国防部(DOD)的主管们参观实验室和参加自己的学术报告。而这些政府官员们要到斯坦福听一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这些离政府部门近的大学自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斯坦福远在加州,当然就很吃亏。因此,斯坦福一些已经提上终身教职并且不缺经费的教授到后来甚至懒得写申请了。在科技工业史上乃至整个工业史上,能超过微软发展速度并盖过它的风头的公司屈指可数。能否超越微软,哪怕暂时地超越微软也就成为了伟大公司的试金石。网景公司是少数曾经盖过微软风头的公司之一。IT领域的这种特有现象,在传统工业中很难看到。在石油领域,尽管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每年有高达四千亿美元的营业额和同样高的市值,它在世界石油市场连10%的份额也占不到。在汽车工业中,无论是昔日的霸主通用汽车还是新科状元丰田汽车,近三十年来也从来没有占有过世界市场的20%。在金融、日用品、零售业等诸多领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些领域并不存在一个主导公司,各个竞争对手之间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太阳公司犯下的第二个致命错误就是没有将太阳与微软的操作系统之争和互联网开发工具之争放在和HP、DEC等服务器公司市场争夺之上。这导致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严重后果。在太阳公司2001年向美国证监会提交的财报中,太阳公司在投资风险因素(RiskFactors)一章中把IBM、惠普和康柏作为头等竞争者,写在第一段,而把微软放在次要的地位写在第二段。而且只是把它和微软的竞争作为工作站和PC机简单的竞争来对待。原文如下:摩托罗拉和AT&T衰落的原因正好相反。AT&T由于没有一个能控股的股东,没有人觉得公司是自己的,并为它的长远利益考虑,于是董事会的短视和贪婪断送了它。而摩托罗拉相反,一直由卡尔文家族控制,卡尔文三世很想把它办成百年老店,当然不会出现AT&T拆了卖的败家子行为,但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力迎接信息革命的挑战。因此,摩托罗拉这个贵族式的公司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如果当初摩托罗拉的领袖是盖茨或者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它也许就不会是今天这个结局了。我在前面多次强调公司领导人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摩托罗拉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威廉希尔足球中文网站作为移动通信的领导者,摩托罗拉自然地垄断了第一代移动通信市场。第一代移动通信是基于模拟信号的,天线技术和模拟信号处理技术的水平决定了产品的好坏。而产品的外观式样根本不用考虑。在技术方面,没有公司能挑战摩托罗拉。因此,摩托罗拉的手机虽然卖的贵(那时在中国一个好的手机要两万元),仍然占领了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市场。其它公司要想和摩托罗拉竞争,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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